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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走西口"的汉人难民越来越多，纷纷向巴氏家族请求租垦土地。放牧的生活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殷罗曼谛克，使巴氏和其它拥有户口地的蒙古族牧主感到困苦艰难，在纠结厌烦中想寻找改善。如今可以当个坐享租金的小地主，自然是件舒心快意的事。
于是，博托河（东河槽）两岸的牧场日渐萎缩，变成了阡陌纵横的田园风光，这种状况进尔向士默川推进。与内地的汉人地主相比，巴氏家族的土地租金收取得相当微薄，其它牧主牧富也都效仿。这就使得"走西口"的难民很快便能安身立命，并且呼朋唤友趋之若鹜。蒙古族地主性情淳朴，做事大气豪放，与人憨厚诚实，根本不懂得多少盘剥敲诈的手段，也少算计心术。
数百年间，不仅没出一个有名的恶霸，就连贪婪之辈也不多见，大都只是满足于衣食无忧而已。这让在内地受尽盘剥压榨、吃遍苦头的农民愁肠大解，绝处逢生，如鱼得水。他们使出浑身解数，将晋陕冀中原传统农耕技艺极力实施发挥，努力耕种土地，让这些原本就蓄储地力、肥沃的田土得到精耕细作、悉心作务，收成倍增。地主同佃农利益双收，皆大欢喜。绝大多数走西口的人实际上就是到内蒙古包头一带开荒种地。
每年春种、夏管、秋收。就是春天出去播种，夏天管理，秋天收割。然后把工钱一算，就又回到老家了。因此最初的走西口，叫做“跑青牛犋”或“雁行人”，如大雁季节性的南北往返。而且开始时是有限制的，不让口里的汉人随便到口外去，采取了相当于现在我们关卡上的“通行证”。
有资料说，康熙年间一年只发8万张特许通行证，拿这个才可以出关走西口种地，拿不到就不能出去，而且出去的时候是不能够带家属的，到“口外”以后也不允许过冬，更不允许你和蒙古的妇女结婚，管制是非常严的。
后来随着开垦面积越来越大，农业生产需要的人越来越多，准出入证就多发，再往后就不管了。土默特、达尔罕、茂明安、乌拉特东公旗和固阳县大部分土地和一些蒙古族老百姓，属于蒙古贵族和蒙古士兵。后来清政府过来以后向西北用兵，就修了驿道、驿站，相当于我们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一样，几十公里没立一个。
清政府将驿站周围的地划出来，归公有，叫做“台站地”；还有一部分地是属于赏赐给清政府的公主的，因公主要和蒙古和亲，然后就分给她大量的田地，这些地叫做“公主府地”；后来用兵，大量的是骑兵，需要马场，所以政府又划出了很多养马场，叫“马场地”。清政府一开始开发的就是这些台站地、公主府地、马场地，后来蒙古贵族，蒙古士兵的土地也开始开发。
所以从康熙年间开始，持续到雍正一直到乾隆年间，大概不到100年的时间，土默特平原一带基本上完成了转型，由原来的畜牧业游牧为主变成了以农业为主。包头除了达、茂、东公旗的草原牧场外，都有“走西口”的汉民耕种。
1900年庚子赔款之后，近代史上有名的“贻谷放垦”，即清王朝苦于财政枯竭，采取了由官方政府放垦蒙荒的办法以增加财政收入。这时又有诸多的口里人涌向西口外。在明长城以北的地区，就是今日的内蒙古西部包括包头地区，向来地广人稀，土地肥沃，资源丰富，又遇上了宽松的政策，加之蒙古族人民敦厚好客，不事农耕，愿意把广阔的土地让给汉民耕种。于是“走西口”成了他们养家糊口的理想之地。
《包头史料汇要》《西口文化》《包头史记》《老包头记忆》等记载了大量晋陕冀鲁等地“走两口”来包头种地的故事，其中很多亲历或出于他们后人的回忆。我采访过的三晋大地特别是晋北、陕北大部分和冀北少数地区，有关专家、机构负责人讲述和提供了大量资料书刋，三厚册的《实录走西口》，写的全是生动典型事实。
